强渡大渡河-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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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一千多米，水深约七至十米，人称“天险”。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万渡过金沙江后，抵达大渡河畔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渡口。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据险阻击太平军。当地两土司在骆秉章重赏之下背弃许给石达开的让路诺言，斩断松林河上的铁索桥，坚壁清野，并用巨石滚木堵塞山路，截断太平军的退路。太平军数次强渡大渡河、松林河，皆因水势太猛、清军炮火轰击太烈而失败。部队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草无，疾病流行。被称作勇将的石达开纵横疆场十余载，面对大渡河，只能发出了“大江横我前，临流易能渡”的悲叹。6月初，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难。
安顺场红军渡
七十二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了昔日的紫打地，同样面对着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当中央红军越过德昌向大渡河兼程疾进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5月21日，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手令，指示：此时主要战略，一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防止中央红军西进西康。同时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杨森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蒋介石致电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四川军阀杨森，以活捉石达开的清军四川总督骆秉章相激勉，并于5月26日，由重庆飞赴成都坐镇指挥，电勉沿岸各部指挥官：“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彝汉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的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四川军阀刘湘也发布紧急通报，称红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消灭红军在此一举。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则一齐开动，大肆鼓噪朱毛“直步石达开之后尘”，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
毛泽东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多次给部属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
毛泽东的壮志预告着蒋介石的美梦注定将要破产。原因非常简单，红军不是太平军，毛泽东不是石达开。曾踏过万水千山、突破围追堵截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可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
激战安顺场
5月24日，红军走出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前进。先头红1师第1团由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冒着大雨直扑安顺场。红1师第2、第3团由师长刘亚楼、政委黄甦率领，随后跟进。
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如何夺取渡船是刘伯承反复考虑的问题。他曾是川军名将，对大渡河的情况略知一二，沿途又多方收集情况，对安顺场渡口也比较清楚。安顺场渡口，河宽三百多米，水深三十多米，流速如箭，河底乱石嵯峨，构成水面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底，任何人都无法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不说，就是船渡也要先牵至上游两里，放船后还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和十余名船工篙杆齐施，形成一股合力，使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才成。此外，对岸渡口铺砌了石级，如不对正，碰到石壁上，又会船毁人亡。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而最关键的是要搞到船。船使得刘伯承一路沉思，常常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连睡梦中也经常说着这两句话。
在红军向大渡河开进的时候，川军刘文辉部第5旅余味儒团已在大渡河两岸安顺场至大冲一线布防，安顺场渡口北岸部署有一个营，南岸部署有一个营。蒋介石下令收缴大渡河南岸所有渡河船只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北岸销毁。
驻守南岸的第5旅营长韩槐阶是当地的袍哥头目，其所率的队伍也是由袍哥队伍整编而成。他下令把船只及粮食全部撤到北岸，并在街上堆积柴草，准备24日点火烧街，坚壁清野。不料从西昌地区兵败逃回安顺场的当地恶霸、第24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却拒不受命，安顺场有一半房屋属于赖执中的财产，如果红军不走安顺场这一线，烧街岂不让他白受损失。
赖执中最后与韩槐阶达成协议，红军如果到了安顺场就立即放火烧街；红军不到则不烧街。同时，赖执中也暗做逃命的准备，在岸边偷偷保留了一条渡船，准备一旦红军到来，就逃往北岸。他万万没想到，就是他留在南岸的这条船竟然帮助刘伯承解决了大难题。
红军先遣队在大雨中一路疾行，于晚上8时许到达安顺场附近。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下达作战部署：1营夺取安顺场，2营向下游佯动，3营为预备队。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向1营营长孙继先部署任务，要求他们迅速夺取渡口，找到船只，并做好渡河的一切准备，并规定，找到渡船，就点燃火堆报信。
团长杨得志亲自指挥1营战斗，令1营三路攻击：1连正面攻击，从安顺场南面冲入镇内；3连从左侧出击，从安顺场西南冲锋；2连和营部机枪排则由镇东南面沿着大渡河边迂回攻击，直插渡口，堵住守敌退路，并负责找船。他要求全体官兵攻击动作一定要猛、要快，泰山压顶，一鼓而下，迅速结束战斗。
晚上10时，部队冒雨开始行动。此前一天，左权和刘亚楼率红5团攻占距安顺场三十余里的大树堡，在那里造船扎筏，守在安顺场的川军韩槐阶营以为红军要从大树堡方向渡河，加上天降大雨，认定红军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到安顺场，所以毫无防备。当1营隐蔽进至安顺场街心时，川军都待在屋内唱戏、拉琴、打麻将。1营官兵顺利解决了敌哨兵，随后包围了敌营部和部队，然后突然发起进攻，猛打猛冲。守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逃的逃，很快便全盘溃散。战斗不到三十分钟就结束了。
战斗进行中，杨得志走进了大渡河边的一间茅草屋，想向群众了解渡船情况。刚进屋，便听到外面一声枪栓响，接着传来“缴枪不杀”的吼声。原来他的通信员发现有几个逃窜的敌人，便先发制人，将其制服。经审问，这几个人正是为赖执中看守渡船的人。杨得志大喜过望，立即让通信员押着俘虏到1营，令孙继先马上拉船、找船夫。
孙继先带人赶往河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把渡船拉到了岸边，接着又挨家挨户地动员群众，寻找船夫，直到25日拂晓，方找到了十几名船夫，却把及时发信号报告情况的事情忘记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镇边焦急地等候着，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去山坡上观察都不见火光。接到1营占领渡口的报告后，他们便再也待不住了，马上赶往河边。见到渡船，刘伯承长出一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孙继先勃然大怒，吼道：“孙继先，你该死!为什么不发信号?”“什么信号?”孙继先先是茫然，随即猛然省悟，一拍脑袋，说：“是该死，光顾上拉船找船夫，把这事给忘记了。”
刘伯承看到船后，心情也平静下来，看着疲惫的战士，说：“有了船就好。你们回去睡觉。天亮后，我把全街能买到的东西都买给你们吃，早饭以后开始强渡。”
天亮了，雨过天晴。杨得志把挑选突击队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从2连选人。谁都清楚，即将开始的渡河，不是激流探险，也不是龙舟竞渡，而是战斗，是在枪林弹雨、激流险滩中为红军杀开一条通路的九死一生的战斗。但战士们却还是要争，争做突击队员，而且每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毫不相让。孙继先一时很难确定人选，最后是聂荣臻发话：“算了，不要争了，就由营长下命令，叫谁谁去!”
孙继先和杨得志商量片刻，宣布了渡河突击队的十六人名单，并确定由2连连长熊尚林带队。突击队刚刚站好，一名战士从连队队列中冲出，边哭边喊道：“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冲出的战士是2连通信员陈万清，是解放遵义时才入伍的新兵。孙继先被陈万清感动了，回头看看站在一旁的团长杨得志。杨得志同样被这一场面所感动，对孙继先点头同意。陈万清破涕为笑，跑入了行列。
十七位勇士伫立江边，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还有八颗手榴弹。杨得志站到了队前，神情庄重，说：“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刘伯承亲自到江边指挥战斗，令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和三门迫击炮组成的火力掩护队各就各位，又特别嘱托神炮手赵章成做好准备。
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整个大渡河上空。刘伯承见对岸碉堡对突击队渡河威胁很大，令赵章成将其干掉。赵章成仔细瞄准，一发炮弹就把对岸渡口的川军碉堡送上了半空。
在激烈的枪炮声中，熊尚林带着八名突击队员登上了第一船，解开船缆，小船箭一般顺流向对岸渡口冲去。船刚离岸，就被对岸川军发现，立即不顾一切地向渡船射击，子弹打得渡船四周水花四溅。船工沉着扶舵，渡船冲破弹雨巨浪前进，岸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它的上面。
忽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渡船剧烈地摇晃，飞快地滑出几十米，撞到了一块礁石上，溅起一个巨大的水柱。船工奋力用船篙撑着岩石，但渡船如转盘般旋转起来，再往下滑，就是接连几个大旋涡。岸上的人们不由地叫了起来，连司号员都忘记了吹号。
刘伯承、聂荣臻也走出工事，焦急地向河面眺望。听到号声停止，刘伯承厉声喝道：“号声为什么停了?继续吹。”一旁的军团组织部长肖华几步上前，从司号员手中夺过军号，站在江边挺胸吹起了冲锋号，其他司号员也一齐吹响。在激昂的军号声中，几名船工跳下船，站在岩石上，用后背拼命顶着渡船，其他船工则奋力用船篙撑着。渡船一点一点地离开了岩石，再次向对岸冲去。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所用木船
渡船终于冲过上流，靠近了对岸山崖下的渡口，船上的九名勇士飞身下船。川军慌作一团，手榴弹、滚雷冰雹般砸向勇士们。勇士们毫不畏惧，利用石阶死角掩护，向下猛冲，临到崖顶，一排手榴弹甩出，九名勇士紧随爆烟冲入了敌人的工事。
山崖上的川军见红军只有九个人登岸，组织了约二百人从后面的工事冲出来进行反扑。刘伯承从望远镜中见到敌人反冲锋，立即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打出仅剩的两发炮弹，全部落在敌群中开花。神枪手李得才也精心瞄准，重机枪射出的稠密弹雨将反扑的川军打得东倒西歪。熊尚林等人乘敌混乱，占领了滩头阵地。
川军拼死顽抗，连续进行反扑。熊尚林等人依托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决守卫渡口，南岸的红军集中各种火力支援他们作战。双方正在激战，第二船的八名勇士也携带两挺轻机枪登岸。熊尚林抽出大刀，高喊一声：“机枪掩护，跟我上!”带头冲入了敌群。雪亮的大刀上下翻飞，十七名勇士个个勇猛向前。川军那些“双枪将”根本没有见过如此拼命的战士，没过几分钟，就四处逃散。
当年运送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
大渡河天险终于被红军突破了。十七名勇士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这一壮举，不仅令红军当时的对手震撼，也令后人震撼，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耀眼的一页，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历史书籍中看到这一战斗的描述后，感到难以置信。1981年7月，专门到安顺场实地考察。他后来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前，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目睹，才知并非虚言。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滚的旋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他所得出的结论是：“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以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两军夹江行
红1团部队突破安顺场后，刘伯承立即命令工兵连架设浮桥。但渡口水深流急，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部队想方设法又找到了三只渡船，可都需修补。虽严密组织，加紧渡河，直到26日上午红1团才全部渡过了大渡河。红军数万人马要靠四只渡船迅速渡河，根本没有可能。而此刻，国民党军薛岳部“追剿”军已经到达礼州，正向安顺场昼夜赶进；北岸的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则到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红军不能迅速渡河，就将处于背水作战、两面受敌的险恶境地，很可能会重蹈石达开太平军的覆辙。
《战士》报关于强渡大渡河的报道
情况万分危急。要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抢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前，迅速北上，夺取位于泸定县境内大渡河上的铁索桥——泸定桥。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在听取了刘伯承的汇报后，当即决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
具体部署是：兵分两路，以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从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右岸前进；以红1军团军团部、红2师和红5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两路纵队同时溯河而上，会师并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红3、红9军团及红5团随左纵队后跟进。
泸定桥之战，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下达了死命令：左纵队必须在三天内，右纵队必须在两天半内赶到泸定桥。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无法夺取泸定桥，则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到川西打游击，开辟根据地。中央和军委在川康边继续活动，寻机北上。
就在毛泽东做出两军夹击泸定桥的同一天，蒋介石也接到了红军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并开始向泸定桥推进的报告，他立即由重庆飞抵成都，严令各部加速行动，向泸定桥地区开进。刘文辉见蒋介石亲自督战，担心泸定桥有失，会被蒋介石借机治罪，慌忙赶到汉源督战，急令其第4旅旅长袁国瑞率部增援泸定桥。
泸定桥，成为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谁将能夺得先机。而对于红军来说，夺取泸定桥不仅关系到能否避免背水一战的噩运，而且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距离一百六十公里。不少路段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或绝壁上凿出的栈道，下面是数丈深谷，汹涌的大渡河水在谷底奔流，令人目眩。沿途还有国民党军队凭险拦路。5月27日拂晓，红军两路部队经短暂休息，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泸定桥。
左纵队的前卫是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红4团。队伍行进在崎岖的小路上，不久就被对岸的川军发现。川军以密集的机枪火力隔江封锁道路，红4团为避开敌人火力，只好绕道爬山前行，费了不少时间，才到达叶坪。川军一个连正在此抢粮，红4团一个冲锋，打得敌人四处逃散。红军毫不恋战，继续前行，但前面的桥梁却被敌人破坏，全团伐木架桥，到下午才到达菩萨岗下，却又被川军挡住了去路。
菩萨岗海拔两千多米，川军一个营在此掘壕固守，封锁了道路隘口。先头连连冲几次，都因地形不利，被川军的火力压回。黄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率干部赶到最前沿观察。原路前进，地形不利，敲掉“拦路虎”需费周折；不打绕道走，则要耽误时间，难以迅速赶到泸定桥。黄开湘紧盯着川军阵地，转过身来，对杨成武一字一顿地说：“我的意见，打!”“好，就是打!”杨成武回答。红4团以3营展开，二个连正面进攻，一个连从左侧攀藤附葛，悄悄地爬上山顶，突然从川军背后发起攻击。前后夹击，终于打垮了川军。黄昏时分，红4团占领隘口，并继续追击溃逃的川军，进至菩萨岗以北5公里处的什月坪宿营。这一天，红4团边打边进，前进了四十公里。
第二天，5月28日清晨5时，红4团再次上路。刚走了几里路，林彪派骑兵通信员送来了一份命令：
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林、聂
黄开湘、杨成武打开地图，查看部队所在方位，不由地倒抽一口凉气。他们距离泸定桥还有一百二十公里。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用两条腿走完一百二十公里，而且是在敌人层层堵击、道路崎岖难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这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红4团军又必须完成这一任务，因为红军已经没有任何退路。黄开湘、杨成武简单商量后，向全体人员下达命令：坚决在5月29日早晨6时前赶到泸定桥，夺取桥梁，完成为红军开辟通路的任务，并要求各级干部要边行军边动员，确保任务的完成。
“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立即成了红4团全体将士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坚定的信念。政治处主任罗华生亲自带政治处的干部，站在路边的土墩上敲着竹片，唱着快板，为大家鼓劲。腿部负伤未愈的杨成武也不再骑马，带头走在行军的行列中。伤痛、疲劳、饥饿都被甩到了一边，官兵心中只有两个字：快走！快走！
猛虎岗，位于石棉县与泸定县交界处，上下各二十公里，是安顺场通往泸定桥的必经之路。红4团到达猛虎岗时，川军一个营已在山顶隘口布防。此刻，大雾弥漫，能见度只有五步。川军看不清红军的身影，躲在工事里胡乱放枪壮胆。红4团先头营在大雾的遮蔽下，悄然摸到敌军工事前，突然发起攻击，用手榴弹和刺刀驱散了敌军。川军向着山下的摩西面村狂逃，红军紧追不舍，村里的川军团部和另一个营还没搞清怎么回事，红军已经冲入了村里，只得四处逃命。但是，逃跑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4团不得不花费了两个小时时间架桥，然后继续前进，傍晚时分到达了大渡河畔的一个小村子。
在红4团疾进的同时，右纵队红1师也在大渡河对岸前进中。部队出发不久，即在挖角坝与川军第5旅第20团遭遇。川军依托险隘，节节阻击，前卫红2团在政委邓华的指挥下，不顾一切地前冲，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打垮敌人。第二天，部队急行军五十余公里，沿途驱散当地民团武装，翻越一座高山，到达德妥，就地宿营。
红4团距泸定桥还有五十五公里。官兵们一天没有吃饭，战斗行军六十五公里，又饥又累，已经精疲力竭。老天也不作美，倾盆大雨骤然落下，把山路变成了泥水潭。可是，任务不允许官兵们停下休息，嚼生米充饥，喝雨水止渴，在泥水中继续前进。但是，路太滑了，天太黑了，红4团虽全力以赴，行进速度依旧无法提高。
此刻，川军第4旅旅长袁国瑞已率部到达大渡河右岸的龙八铺（今泸定县兴隆乡），获悉红军正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即令第38团火速开往泸定桥布防，阻止红军夺桥；令第11团在大渡河左岸的海子山一带阻击红1师，令第10团驻飞越岭东西两侧作为总预备队。川军第38团连夜点着火把行军，向泸定桥开进。
红4团与川军第38团两支队伍夹河并进。杨成武看到对岸川军燃起的火把，灵机一动，与黄开湘商量后，决定全团也点火把行军。如果对岸敌人问话，就用这两天被歼灭的川军番号伪装自己。虽然有些冒险，但“事到万难须放胆”，为了确保凌晨赶到泸定桥，也只能冒险了。红4团在路边的老乡家买来竹篱笆做成火把，每人绑一个火把，每班点一支，不许浪费，又令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川军的联络号音，并选出几个四川籍的战士与刚捉到的俘虏预备和对岸敌人“对话”。同时，部队实行彻底轻装，所有的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政委的乘马一律留下，随后跟进。
一切准备妥当，红4团点起火把，向前挺进，行进速度果然明显加快。走了不一会儿，对岸传过来号音，同时在涛声中隐约传来“啥子部队”的问话。红军司号员按照敌人的号谱予以回答，川籍战士和俘虏也吊起嗓子高声作答。对岸川军认定红4团是“自己人”，不再问话。于是，敌我两支部队“相安无事”地隔河并行，在大渡河两岸出现了两条火龙平行滚动的奇观，火光照亮了夜空，把波涛翻滚的大渡河映得通红。到了深夜12时左右，川军走不动了，熄灭火把宿营。
红4团继续前进。雨越下越大，雨水将道路冲刷得如同浇上了一层油，队伍中不时有人摔倒，官兵们跌跌撞撞，艰难行进。有的战士困得实在不行了，走着走着就睡了过去，直到后边的人推他一把，才惊醒过来，急忙跑步跟上。到了后来，全团干脆解下绑带，连接成一条长索，前后拉着前进。
29日清晨6时许，红4团终于按时到达了泸定桥西岸，并占领了全部沿岸阵地。这一昼夜，红4团边打边行边开路，竟然走完了一百二十公里的山路。英雄的红4团创造了奇迹。
勇夺泸定桥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境内，建于1701年，没有桥墩，由十三根铁索构成，全长近一百零二米，宽两米半。两边各有两根铁索，作为桥栏，地下并排九根，覆铺桥板，作为桥面。铁索有碗口粗，以三十多厘米的铁环相扣而成，铁索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岸的铁桩上。整个铁索桥悬空于距河面三十多米高的高空，西岸是雪峰高耸的贡嘎山，东岸是岩壁陡峭的二郎山，下面是浊浪滔滔、浓雾升腾的大渡河谷。水声轰鸣，铁索摇晃，人行其上，耳聋心悸。桥畔立有石碑一块，上书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桥的两端筑有桥楼，东岸与泸定城相连。泸定城紧靠铁索桥，西城门堵着桥头。28日深夜，川军第38团先头营到达泸定城，拆除桥上桥板，占据桥楼，紧闭城门，并在城门外用沙袋构筑工事。29日，团长李全山率另外一个营到达，遂以一个营加强机炮连守泸定桥，另一个营在城边山坡下进入阵地。
红4团到达时，桥上只剩十三根光滑的铁索。不要说是爬上铁索过河，就是看一眼都头晕目眩。对岸的川军见红4团到达，将机枪在桥头密集摆开，疯狂向红军射击，迫击炮弹也不时地落到了河西岸。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出红军会有什么办法“飞”过泸定桥，高声喊道：“有种飞过来吧!你们要能飞过来，我们就缴枪啦!”红军官兵被喊得火起，也对喊道：“老子不要你的枪，要你的桥!要了桥，再缴你们的枪!”
红军必须夺取泸定桥，否则红军主力就无法抢在国民党“追剿”军之前渡过大渡河，就会陷于万劫不复的险境。红4团以破釜沉舟的无畏气概，发起了夺桥之战。黄开湘、杨成武到桥头仔细观察对岸情况后，在河边的天主教堂召开营连干部会，决定组成夺桥突击队，在强大火力支援下，攀铁索爬到对岸，打开通道；以一个连携带木板，随突击队后铺设桥板。夺取铁索桥后，两个连立即过河，夺取对岸的敌军桥头工事，占领泸定城。另以两个营组成活力支援队，以稠密的火力封锁河对岸通往桥头的道路，制止敌军增援桥头。同时，以军团配属的教导营部署于打箭炉方向，警戒康定方向的敌军。
组成突击队的任务交给了第2连，共选出二十二名勇士作为突击队员，2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每人配备一把马刀，一支冲锋枪，十二颗手榴弹。
在红4团进行夺桥准备的时候，右岸行进的红1师先头第2团已在距泸定桥二十五公里的铁丝沟与川军第4旅第11团展开了激战。这里地势非常险要，左侧是咆哮的大渡河，右侧是高耸入云的高山，只有一条小路在山半腰通过。川军占据险要，挡住了红军的去路。刘伯承亲自指挥夺路之战，令邓华率红2团2营翻山绕到敌军侧后，令肖华率1、3营正面强攻。正在左岸红4团后跟进的红1军团主力也以隔河火力支援红2团进攻。激战几个小时，红2团在随后投入战斗的红3团一部协同下，突破川军阵地，并一路追击，攻占川军第4旅旅部与预备队所在地龙八铺，残敌向化林坪溃退。红2团的作战行动，不仅打开了由右岸通往泸定桥的通道，而且有力地牵制并打垮了川军第4旅主力，极大地减轻了红4团夺取泸定桥的压力。
在泸定桥，红4团一切攻击准备就绪。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红4团数十名司号员一齐吹响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刹那间，泸定河谷枪弹如疾风骤雨，喊杀声震天动地。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员，冲上悬空摇晃不止的铁索，向对岸爬去。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连长王友才率领的3连，除携带武器外，每人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面对攀索而来的红军突击队员，对岸的川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吓得一时竟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红军突击队员爬出一段距离，方开始放枪，轻重机枪射出的子弹打得铁索火星四溅。黄开湘眼睛冒火，喊道：“给我把敌人的机枪压下去!”红4团的特等射手们集中火力，迅速打哑了敌人的火力点。
红军突击队员爬过铁索桥中段，动作越来越熟练，前进速度不断加快，距对岸桥头越来越近。对岸工事中的川军已经被红军突击队员的无畏气概所震慑，被红军的强大火力所压制，魂飞胆破，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纷纷从工事里钻出，掉头逃命。
红军突击队员终于爬过了最后一段铁索，站起身来，准备冲锋。川军营长周桂山见红军冲过桥来，声嘶力竭地向吓得呆若木鸡的部下喊道：“快点火，快点火!”原来川军怕红军过河攻城，把从桥上抽下的桥板全部堆放在城门前，并浇上煤油，准备一旦“水”挡不住红军，就用“火”继续挡。
西城门烈焰冲天，一片火海。已经冲到桥头的突击队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火给搞愣了，停了下来。对岸的杨成武见状，焦急地喊道：“冲过去，莫怕火!廖大珠，快冲啊!”黄开湘和其他人也一起喊道：“同志们，冲过去!敌人垮了!”
廖大珠高喊一声：“跟我冲!”端着枪第一个冲了上去，其他的突击队员也一拥而上，冲入了火海。冲在前面的廖大珠帽子着火了，眉毛烧没了，把帽子和上衣一甩，光着膀子，左手端枪，右手持刀，冲到了城门旁。守卫城门的川军还没来得及关门，就被迎面冲上来的“火人”消灭。红军突击队趁势冲入城内。
川军第38团团长李全山见红军冲入城内，连忙组织预备队在城内进行反扑。红军突击队员个个如“烈火金刚”，远了用手榴弹炸，近了用枪扫，川军虽然人多，但被他们冲得七零八落。突击队员弹药用完了，就抡起马刀，与敌人杀作一团。王友才带着3连铺好桥板后冲入了城内，杨成武带着二梯队冲入了城内，黄开湘率领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投入了巷战。激烈的肉搏战在全城各个角落展开，川军被红军马刀砍得鬼哭狼嚎，四处逃窜。
李全山再也顶不住了，给位于龙八铺的旅长袁国瑞打电话求援。袁国瑞的旅部此刻正遭到红2团的猛烈攻击，自顾不暇，刚说几句，电话就中断了。李全山心知不妙，担心继续打下去，会被左右两岸杀来的红军合围，带着部下仓皇逃往天全。
战斗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胜利结束。英雄的红4团再次建立殊勋，勇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为红军摆脱险境杀开了一条血路。夺桥的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勇士，三人光荣牺牲。为了表彰红4团所建立的功勋，中央军委向红4团颁发奖旗，并给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和黄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颁发奖品：每人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
晚上10时许，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先头部队进了泸定城。一进城，他们要黄开湘、杨成武带路，来到了泸定桥桥畔。激战后的泸定桥，显得格外寂静。刘伯承、聂荣臻从桥东走到桥西，不时地停下脚步，或眺望群山，或俯视流水，对每根铁索都看得非常仔细。从桥西折回走到桥中央，刘伯承站住了，重重地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泸定桥之战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率大队红军到达泸定桥。毛泽东在河西岸沙坝村天主教堂外边大树下，听取了飞夺泸定桥的战斗经过情况汇报。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毛泽东到了泸定桥畔。一位红军战士对毛泽东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别想过来。”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不能相比的。”
6月2日，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红军的胜利，使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使“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完全破产。蒋介石勃然大怒，痛斥刘文辉在构筑金沙江、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上“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红军自如过江，通令各部，对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立功”，并要求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泸定桥，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的“圣地”，甚至引得无数外国人到此“朝圣”。1995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谢伟思被泸定桥之险所震撼，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在五十年前克服种种艰难夺取这座桥梁的伟大红军面前，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红军步步涉险，稍有闪失，就会全军覆没。然而，形势虽险，红军的胜利绝非侥幸，是毛泽东运筹帷幄和红军各部队协同作战的必然结果。红5团在大树堡的佯动，保障了红1团在安顺场的强渡成功；而红2团在大渡河右岸的行动，则直接减轻了红4团夺取泸定桥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如聂荣臻后来所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展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一千多米，水深约七至十米，人称“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万渡过金沙江后，抵达大渡河畔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渡口。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据险阻击太平军。当地两土司在骆秉章重赏之下背弃许给石达开的让路诺言，斩断松林河上的铁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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